历史学家唐启华,接受二十一条是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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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弘:袁世凯“以夷制夷”,一着漏算满盘皆输

北京东四,北洋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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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唐启华,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台湾著名历史学者,目前为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暨系主任,曾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他讲求用实证的外交史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多国档案对照研究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研究旨趣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中英关系史,现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目前已出版《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及《洪宪帝制外交》。

1914年对于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来说,本来应该是个好年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生产停顿,军需增加,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1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尽管早知结果,但唐启华先生《洪宪帝制外交》仍提供了扣人心弦的阅读体验。全书犹如一部结构紧凑的美国大片,环环相扣,步步相连,令读者为之凝神屏息。丰富的外交档案固然为作者写作本书提供了坚实基础,但作者历史叙事能力,犹在一般小说家之上,令人不忍释卷。

唐启华的“北洋视角”是他治学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巴黎和会还是洪宪帝制,现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他站在北洋政府的视角重新爬梳档案,厘清了诸多过去国人之误解,补足了现有成果之不足。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首先即为不平等条约,但国共两党长期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口号进行宣传,导致北洋政府的修约主张遭到批判,修约成果也受到忽视。巴黎和会也是中国近代史非常重要的外交的个案,过去受到国共两党的革命视角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但是唐启华的研究指出中国政府巴黎和会交涉在国外所受评价与国内有很大差距,甚至相反。最后,洪宪帝制外交是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外交史的一大关键转折,然而民初以来之政治宣传不断复制,许多误解持续以讹传讹,影响国人历史认知甚深。

刚刚进入1915年,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变成满天的黑云,回国述职归来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径直见了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严格地说,就是要跟中国新签一个中日关系的条约。这条约共有五号,二十一款,因此人称二十一条。其内容,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一,要中国承认日本抢占的青岛和山东的权益。二,要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具有特权,日本人可以自由移民这些地区,中国政府在此地区如有任何涉外举措,必须事先跟日本商议;上述地区需聘日本顾问。三,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但由日本支配。四,中国的所有沿海港湾岛屿,不许让与和租借他国
[ 意思是除日本以外 ]
。最厉害的是最后一款,即所谓第五号,要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地方警察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中国军队要采买日本军械,由中日合办军工厂,采买日本原料。中国将长江流域几条铁路干线的筑路权,许给日本。承认日本在福建的特权,任何涉外举措,要跟日本商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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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的新书《洪宪帝制外交》,通过运用中、英、日三方档案,描述了洪宪帝制外交的复杂面相,对于袁世凯帝制的失败也有所讨论,本次访谈即以新书出版为缘起。

二十一条,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从条文上看,的确名副其实。别的不讲,单就条款提出的口气,就好像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一样,用袁世凯的话说,就是“简直似以朝鲜视我”。2要这个,要那个,都直截了当命令式的,似乎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跟你商量的意思。

唐启华着《洪宪帝制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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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看到二十一条的中国人,是袁世凯。这样一个要将中国一口吞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在日本方面,仅仅把他们的公使召回国内,然后由返任的公使日置益晋见中国国家元首,直接把文件递给袁世凯,连个特使都不屑于派。这种违反外交常规之举,跟二十一条的条文口吻一样,体现了当时的日本对中国的极度轻蔑和蛮横霸道。拿到文件,一夜没有睡觉的袁世凯,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逐条批阅。兹事体大,第二天一早,找来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等人,一起商议。一夜未眠的袁世凯,看来一点都不糊涂,他明白,这二十一条,是日本人想借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之机,一口吞掉中国。显然,面对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只是安排外务部跟日本周旋,并且特意交代,第五号万万不能答应,最好连谈都不要谈。

袁世凯凭借军事实力,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左右逢源。对清廷,他施加压力,逼其退位;对革命党,他以拥护共和为条件,成功当选临时大总统。以当时而论,袁的军事实力、个人权威、在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均无人能及。其沉浮于晚清官场多年,更是深谙政争之技,通晓权谋之道。如徐中约先生《中国近代史》所示,袁当选总统之后,外交、内政、陆军、海军四个实权总长,均由其亲信担任,而教育、私法、农业、林业四个权力较弱的总长,则分配给同盟会员担任。革命党提名的陆军总长人选黄兴,仅担任南京留守使一职。但袁拒绝为黄兴手下五万士兵提供军饷,黄不久被迫将部队解散。总理唐绍仪乃1872年留美幼童,崇尚法治。为羞辱唐,袁未按临时宪法命令须经总理副署的规定,即将直隶总督派往南京帮助遣散部队。1912年6月16日,唐与四名同盟会会员辞职,以示抗议。(《中国近代史》35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8月版)徐先生为革命党人不平之意明显,但袁氏精于权术,则属事实。

唐启华

这个“以朝鲜视我”的第五号,按曹汝霖回忆,当时日本方面就明确告知属于“希望条款”,意思是不一定非要坚持的。但据王芸生的研究,其实日本公使日置益在提出之际,并没有言明第五号的性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始终逼迫中国承认”。曹汝霖亲自拟定的二十一条交涉对策“说帖”上,仅仅提到第五号在文字形式上,与其他各条有异,并未指明这是所谓“希望条款”。直到当年的2月9日,在曹汝霖给驻日公使陆宗舆的电报里,才说到据俄国公使的密告,日本政府告知俄国,第五号实系“劝告性质”。可见,在交涉的当时,日本实际上是希望强逼中国政府将二十一条全部接受的,只是为了留有退路,才预留了字体形式上的一点不同。

1914年7月28日一战爆发,袁世凯8月6日下令中国严守中立。其后日本对德宣战,9月初攻击青岛德军,11月7日战事结束。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1915年初,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双方2月2日以此为基础谈判。日本以军力威逼,并以支持革命党相要挟,企图迅速逼迫袁世凯全盘接受。袁故意拖延,指示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日本逐条交涉,并将日本要求的内容泄露给英美各国,并派亲信赴日,扩大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与元老嫌隙。日本不耐袁氏拖延,提出最后通牒,将第五号留待“日后商协”。因内外环境不利且日本已经让步,于是接受。双方5月25日签署《民四条约》,其外交达到了当时国力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比“二十一条”打了很多折扣。其后,袁氏制定法规在满蒙掣肘日本,张作霖在东北贯彻抵制,使得日方条约权益无法落实,双方冲突不断。正因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施展的种种手段,使得日本对其高度提防,亟思乘隙摧抑。而袁世凯谋求称帝,给了日本以机会。在袁世凯看来,日本对华野心已基本满足,西方列强忙于欧战,于是稍后推动帝制。009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版)

以下内容来自《东方历史评论》对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教授的采访整理,访谈围绕他的著作《洪宪帝制外交》(社科文献出版社,2017年)展开,访谈者为姚涵之。小标题为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编辑添加。)**

看当时谈判的记录,整个二十一条的中日谈判过程,就中国方面而言,感觉所有的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以拖待变。在每一个细节上,中国首席代表陆徵祥都和颜悦色地跟日本人纠缠,尽量把话题扯远,让问题复杂化。据顾维钧回忆,为了更好地贯彻“拖”字方针,陆徵祥还想出了若干“小招”。比如减少会谈次数,日本人要求每周谈五次,陆说只能谈一次,因为他的事务繁忙,还要处理跟其他国家的外交事务,还要参加内阁会议,等等,最后实在抗不住日本方面的压力,每周谈三次。但每次会谈,陆徵祥都会想方设法缩短实际的会谈时间,两个小时的会谈,例由东道主先说话,每次开场白之后,陆徵祥都让仆人献茶,于是进入茶歇阶段,上茶,上点心。他自己带头慢吞吞地一口一口呷,一杯茶半晌也下不去,日本人生气,他赔笑脸,慢呷如故。总之是能拖就拖,拖一分钟是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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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史的视角为何独特?

中国人的另一个招数,就是用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消息传布出去,让英美知道,借英美的力量,抵制日本人的“独吞”,这属于传统的“以夷制夷”老法子。这种法子,由于在清末用得太多,事先日本人就有所预防,在交涉伊始,就“非常认真”地要求中国政府方面,对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严格保密,威胁一旦消息走漏,后果将非常严重。为了防止消息走漏,日本代表甚至非常强硬地坚持中国方面只能由外交总长和次长出席,顶多带一个秘书,因为当时的外交总长为孙宝琦,次长为曹汝霖,一个是前清官僚,一个是留日学生,向有亲日之名。顾维钧认为,这意味着把中国方面有英美背景的人员排除在外,无法参加谈判。然而,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交涉开始之前,就把外务总长换成了欧美背景的陆徵祥,而陆徵祥在每次会谈之后,都会在外务部召开小型会议,时任外务部参事的顾维钧,因此得以随时了解谈判的动向。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

东方历史评论:我们先从治学经历和学术关怀谈起,你为何选择外交史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是否受到哪本书,哪些档案或者哪些老师的启发?

顾维钧这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跟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有着密切的交往。据他自己说,在征得总统和总长同意的情况下,每次在外务部开完会之后,当晚,最迟第二天,他就会把情况通报给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芮恩施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话表明,美国人在了解谈判进程方面具有主动性:“当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风闻后,便立刻提醒中国人:由于正在讨论的问题密切影响到美国在华的权利,我必须了解全部情况,以便我的政府按照有关中国独立的条约和协议,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维护它的利益。中国人当然是满口答应照我的要求办的。我同中国内阁成员和外交部官员的交往并不限于正式的会见和宴会。我们曾多次相互拜访,免掉了种种官场客套,谈至深夜。”

在本书之前,唐启华曾经出版《北洋修约史》、《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其一系列研究显示,无论是“二十一条”交涉,还是推动帝制,均无证据显示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换取日本支持。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袁氏称帝失败,前因是多方抵制日本而埋下了后患,更重要的是,他漏算了外国势力在华格局的变化:英国因一战吃紧,在英日同盟对中国事务由主导变为随从。同时,袁氏低估了日本对华野心及政局复杂,以及日本各界对其个人敌意,因此一步走错,推动帝制,其后内忧外患,满盘皆输。

唐启华:我走进外交史这个领域主要是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读书的时候开始。在出国之前,我事实上对外交史没有什么接触。我在台湾写硕士论文的时候,主要写的是明清史的硕士论文。但是后来开始教书的时候,在高雄公专教的主要是中国近代史的课程,所以对中国近代史接触多一点,后来有机会到英国读书的时候,申请到伦敦政经学院,我在申请的时候主要申请了两个题目,一个题目就是继承我明清史的研究题目,另外一个我想要让英国名牌大学接受我的研究,可能要申请一个他们比较有兴趣的题目,我想可能中英关系史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申请了四个学校,两个学校是明清史,两个学校是中英关系史,结果收我的两个都是中英关系史的学校。那时候就选择伦敦政经学院的国际关系史系,因为这个系本身就是外交史专业。伦敦政经学院是一个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校,它有两个历史系,一个历史系是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跟经济学系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史(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主要是跟国际关系系(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合作的。所以,我到那边才开始接触外交史,这可以说是一种机缘,很幸运,在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碰到一个很好的老师,就是我后来的指导教授Ian
Nish,他是做英日关系的专家。所以我主要是受到他的启蒙,跟他学习。

保不住密的中国人,这一次把自己的“毛病”当成了武器,发挥到了极致。尽管日本人再三施加压力,严重警告中国人不许对外走漏消息,但是消息还是在第一时间传遍了世界。据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的电报,日本人1915年1月18日提出二十一条,最迟到2月13日,英国《泰晤士报》有关二十一条的社论就已经出笼。但是,《泰晤士报》的社论,显然让希冀英国人“主持公道”的中国人失望了,居然半个屁股坐在日本人一边,认为日本提出的条件,“既非苛刻,亦非不公允,且并未侵及中国领土之完全、机会均等,及开放门户各主义”,而且“深信日本之志愿与英国相同,无非欲借此时机以求明定中日间之地位及巩固远东之平和而已”。只是在社论的末尾,半吞半吐地提道,日本所开列的条件,有数款“不免欲将中国归日本保护,此与英国在中国主张门户开放之政策不符”。显然,英国由于正在陷于欧战,而且跟日本有英日同盟的关系,所以,不大可能出来主持公道。2月18日,才有署名文章提出,认为日本的要求,与英日同盟相背,要求将二十一条全文从速公布。日本人当然知道中国人不会真的会为他们保密,在第二次会谈时,他们就发现北京的《顺天时报》和上海的外国报纸,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日本代表还为此质问中国代表。只是,中国方面一推六二五,日本人也没辙。

袁世凯何时起了称帝之心?《洪宪帝制外交》从外交史角度观察,最迟在1915年派顾维钧出使,帝制外交即已启动。帝制外交的决策,均出自袁世凯主谋,其经验丰富,手腕灵活。而陆征祥、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顾维钧等均为主要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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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北京的英国公使朱尔典,跟美国公使芮恩施一样,从中日交涉的第一天开始,就知晓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美国公使芮恩施后来回忆说,
虽然1月22日他才知道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但不代表他此前一无所知。不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日本人这种背后下手的偷偷摸摸的行为,但却显然不打算有所作为。相对而言,英国人的绥靖意图更明显些,正在忙于欧洲战事的英国人,此时显然需要日本这个远东的盟友,不打算为了中国,或者在为中国的枝节利益,得罪日本。只要日本不能独占中国,英国人一切都好商量。英国人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所做的,只是请驻日大使见了一次日本外相,装模作样地“劝说”了一下而已,唯一像样一点的表示,就是在日本最后摊牌的前夕,英国人告知日本方面,“如斥诸强压手段时,应先咨询英国之意见”。相对来说,美国人的态度要积极一点,义愤一点,但也远没有到为了中国跟日本翻脸的程度。美国公使芮恩施对中国人很有好感,而且在驻华公使中,也属于少见的有正义感的人,不过,他的义愤,也只是义愤而已,除了迭次电告美国总统,中日两边劝说,“亦无善策”。最后,美国政府给中日双方一个照会,说是中日两国的交涉和今后签订的条约,如有损害美国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以及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完整者,“美国政府决不承认”。

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1912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外交博士的顾维钧参与和英美使馆联系及宣传工作,表现优异。7月11日,27岁的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公使,不久转任驻美国公使,一则联美制日,一则收集欧美对帝制态度,并制造舆论。顾维钧在回忆录否认出使与帝制有关,但《外交档案》明确显示,顾维钧参与鼓吹帝制甚深。(《洪宪帝制外交》45页,唐启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

Ian Nash

在二十一条的交涉期间,有一位在华资深的记者,跟美国公使说:“当我们在这儿欢乐的时候,中国的主权却像一朵云向东方飘去了。朝鲜的戏剧又重演了。”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之后,这朵云,终于快要飘到东京了。5月7日,丧失了耐性的日本人,对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政府5月9日午后6时为限,作出答复,否则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即武力解决。

其时,欧战演变为壕沟站,一时陷入胶着。1915年下半年,协约国东线吃紧,英国急需购得中国枪械,补足俄国缺口。为此,在1915年5月到10月,经历了疑似骗局的巴克斯军火案,一无所获。其后,在1915年10月到1916年初经历了梁士诒军火案,购得一批军火。

东方历史评论:中国近代史的史料非常多,你研究中如何爬梳史料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主题?

第二天,袁世凯把在京所有的有全权和挂名政治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决策会议。显然,他心里有数,日本的最后通牒,对他而言,只有接受一条路可走,但他不想承受一个
“卖国”的罪名,即使要承担,也要大家来做个见证。在会上,参与交涉的人员,详尽地汇报了整个交涉过程,然后袁世凯让大家拿意见。据参加会议的曹汝霖回忆,在会上,后来被人骂为亲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当即表示应该拒绝签字,力主抵抗。他认为,这样迁就,何能立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4美国公使芮恩施也提道,在这个会议上,产生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屈膝投降将意味着国家的崩溃。它将使政府丧失一切权力和公众的支持,而抵抗则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日本固然可以占领中国大片的领土,但却无法合法拥有这些土地,日本这样做,会遭致世界的谴责,而且,等到欧战结束,欧美列强就会出面干涉。持这种主张的人中,不止段祺瑞一个,时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和总统英文秘书的蔡廷干,也这样主张,宁可跟日本人打游击,也不屈服。这位留美幼童,这位在甲午战争中因受伤被抓到日本的海军将领,当年就以坚贞不屈赢得过日本人的尊重,此时依然强项如旧。不仅如此,在交涉期间,当日本在中国的南满和山东频繁调动军队,为谈判施加压力之际,段祺瑞也暗中调动军队,以至于得到消息的英国公使朱尔典十分担心,双方会擦枪走火。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帝制运动就积极展开。8月14日筹安会成立,帝制运动正式公开化。在外交方面,9月份,顾维钧在美国积极活动,鼓吹帝制。施肇基在英国随时报告英媒对帝制的报道和评论,而英国驻中国大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驻法公使胡惟德热衷帝制,经常报告法国政府对帝制的态度,并为袁氏宣传。外交部参事夏诒霆试探俄国态度。9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在报纸发言,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并称赞袁世凯。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也认为,帝制乃中国内政。23日,陆宗舆报告大隈重信支持帝制。这些因素,显然影响了袁世凯的决策。

唐启华:确实,外交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多国档案对照研究。我到英国去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位于伦敦近郊的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看英国外交档案,主要是外交部(Foreign
Office)的档案,一般我们叫FO档案。十多年前,这个地方已经改名叫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但是我如果只用英国档案做研究,做中英关系史的话是不够的,我没有办法跟英国的研究者竞争,所以我当时选定的题目就是要用中国外交档案。我也透过一些关系,开始使用中国的外交档案。很幸运的是,在最后读博士一两年的时候,中国的外交档案也比较开放,比较方便使用。我当时看到北洋政府的外交档案是到1928年,我当时在英国的研究题目就定1926到1928作为我研究的领域。那个时间点是可以用英国档案,也可以用中国档案做对照研究,我主要使用的是外交史的正统的研究法。

10月6日,参政院议决《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正式启动变更国体的法律程序。各省随后积极筹备国民代表选举与国体投票,并于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陆续举行。但是,这里涉及英日同盟。10月日,日本外务省电令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胜之助拜会英国外交大臣葛雷称,日本担心中国实行帝制在南方引发不安,英日应联合行动。朱尔典在11日回复英国外交部的密电中,建议支持帝制,并被英国政府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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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袁世凯推动帝制似无国际障碍,成功在望。然而,随着10月13日石井菊次郎接任日本外相,日本反对袁世凯的势力迅速集结。晚清时,袁世凯在朝鲜与日本人打过交道,他对日本有很深的戒心和反感,而辛亥革命之后,日本大陆浪人也视之为主要防备与攻击对象。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时的反日情绪,让日本北进论者对其不满,认为不推翻袁世凯,就不可能实现大陆政策。此时,日本内阁主流主张对外强硬,内阁政策受到大陆浪人及陆军参谋本部影响,两者都主张强力自主外交。日本军方和浪人及舆论强烈反袁,并主张趁欧战取得东亚外交主导地位。14日,日本阁议与英国,加上可能的俄、美、法共同劝告中国政府延期事实帝制,其主要意图是取得对华外交主导权,让列国明白日本的主动地位,令中国对日本的威信产生自觉。

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

虽然朱尔典不同意劝告,但英国外交部决定与日本合作。10月27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英国公使朱尔典、俄国公使库朋斯齐一起到中国外交部,小幡酉吉“依据训示用最友善态度进行劝告”,口述日本政府训令,劝告中国政府延缓帝制。

东方历史评论:外交史、国际关系史以及政治史的研究方法三者相比有什么差异?选择外交史的视角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袁世凯要维持国家颜面和对内威信,不肯对日本劝告屈服。11月1日,曹汝霖分别口头答复日、英、俄三国公使,称改变国体乃中国内政,未明确说明帝制是否延期。日本认为这就是拒绝劝告、轻视日本,双方都认为对方不尊重自己,各有苦衷和坚持,不能明白退让。到11月9日,曹汝霖派秘书访小幡酉吉,称年内不变更国体,同时非正式通知列强,希望英、美、法、俄同情,牵制日本。

唐启华:外交史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以来的实证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当时,是以德国的历史学家兰克为最重要的开山祖师爷,他当时的名言就是,“我们只要把各国的档案都收齐了,我们就可以如实地呈现当时整个谈判的过程。”这是相当实证的一种研究法。当然这种研究法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是当时历史学的主流,全世界的历史学都受到兰克学派很深的影响,但是兰克学派这种强调档案功夫的实证史学在一战以后开始受到各式各样的质疑,一战以后认为这种传统的史学是国族史,属于上层史学(high
history)。一战以后开始对民族主义有各种的批判和反动,而且开始注重社会下层(low
history)的部分。再加上社会科学的发达,又注重社会经济史下层结构,再加上民主的进展,对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开始批判。再加上后来二战以后文化史的兴起,下层的历史越来越兴盛,所以外交史到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一种传统过时的专史。但是我认为在今天,外交史这种实证史学仍然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在近现代史的领域里面,其实很多的实证研究,档案功夫目前做得不够。我认为虽然在西方外交史已经是一个过时老套的专史,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用档案功夫来重建很多的历史基本事实,因此外交史仍然有其重要性。

11月初,袁世凯试图以参加欧战,换取欧洲列强支持帝制。梁士诒与朱尔典多次密谈,中国放弃中立,从协约国贷款生产军火,供协约国使用,一旦德奥抗议,协约国即支持,实际等于中国对德宣战。梁士诒向朱尔典建议,由包括日本在内的协约国列强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委托英国与协约国及日本交涉,但不能被人知道这一计划由中国提出,朱尔典保证,此事以源自英国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提出。

东方历史评论:刚才你也提到,近年来历史学界受到很多后现代或者新文化史的冲击,你如何看待实证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关系?

11月12日,英国外交部向日本驻英国大使井上胜之助交给了邀请中国参战的备忘录。日本政府对此很疑虑。由于英国敦促法、俄共同行动耽搁了时间,直到22日,英、俄、法三国驻日本大使才一起会晤石井外相,提出备忘录。英国外交部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提议源自中国从几个方面被泄露。日本政府一边拖延,一边煽动日媒反英,同时积极调查参战计划是否源自中国。石井以日本舆论对英国施压,而日本军方基本反对中国参战。此时,英国在加里波利战役死伤惨重,23日,陆军大臣吉青纳决定撤军,而塞尔维亚11月底全境沦陷,英国决定尽快与日本妥协。11月底,英国发表声明,等于完全承认了日本在中国事务上的外交主导权。显然,这一变化大大出乎袁世凯意料。12月6日,日本回复三协约国,反对中国参战。

唐启华:我认为,随着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史研究是经过实证史学一百多年的基础上做出来的一种变化。它在基础很扎实的情况下,重视多元诠释,重视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他们摆脱了纯粹受史料限制的档案功夫。可以说现代史学和后现代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在中国历史的部分,基本上现代史学还没有基础,基本的档案实证功夫做得还不够,如果直接跳进后现代史学的话其实非常危险。我认为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在西方是因为现代史学很扎实,然后进到后现代史学。在中国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现代史学,我认为外交史作为现代史学的基础,一个基本功还具有相当强的意义。

到11月中旬,中国各省国民代表选举及国体投票正在审查结果,各省代表聚集北京。12月12日,袁世接受拥戴,次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5日下午5时,驻北京的日、英、俄、法、意五国公使一起到中国外交部,第二次劝告帝制延期。但是,袁世凯不为所动,继续推动帝制,12月31日宣布,下一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

东方历史评论:你在中国大陆总共有出版过三本书,《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和最近的新书《洪宪帝制外交》,这三本书背后是否有比较一致的问题意识或者核心关怀,有没有某种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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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启华:这三本书确实有它们的核心的问题意识,基本上都是用实证的外交史研究来重新研究北洋时期的外交。我希望能够由北洋的视角来看待当时的中国外交,其中最重要的着眼点是,外交史一定是以中央政府为主要的行为者跟外国进行交涉的。而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中央政府无疑是北京政府,可是国共两党长期都是以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后来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为主体。然而,无论是民国初年刚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国民政府,以及武汉和后来南京的国民政府,基本都不是中央政府,并没有真正跟列强主要外交。我认为研究外交史的话,从1912年到1928年,无论如何应该以北京政府为主体,不谈北京政府外交的话,没有办法谈中国外交史。所以我这三本书基本上都是以北京政府为中心来谈当时的中国外交史,基本上从北洋外交的视角来看当时的中外关系。

12月16日,陆宗舆与石井菊次郎会晤。石井说,既然中国政府说重于他邦,而且来密询意见,日本可与各国协商承认中国改制日期。但陆宗舆听错了,以为石井与大隈商议此事并报告了外交部。之后,石井16日电告驻英、美、法、意、俄各使,与所在国协商承认中国帝制事宜,陆军参谋次长也对袁表示善意。对此,袁世凯也对日本表示善意。20日起,曹汝霖与各国接洽2月登基,他完全不知道此举与日方正在与各国接洽的行为相冲突。当天他拜访11月9日到任的日本公使日置益,次日又拜访法国公使,中日双方严重误会。

我认为当时的外交主要是几个议题,首先是不平等条约。当时国共两党都宣传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我的研究主张,北京的北洋政府主要主张修约,而修约有很多的成果,而且对后来的南京政府影响也很大,所以我才想写《北洋修约史》,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北洋时期所有修约的个案研究出一个体系来。第二,在北洋时期,巴黎和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的个案,过去也都是从国共两党革命的视角和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巴黎和会,认为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可是我自己从北洋外交档案和其他国家的档案看到,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表现基本上都能够被肯定评价,所以《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这本书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巴黎和会与北洋外交。

此外,日本积极支持反袁分子。石井训令关东军司令支援东北宗社党和国民党。财阀大仓喜八郎借给肃亲王100万元,条件是清室复辟后,由大仓主持吉、奉森林等税收机构。1915年12月,青木宣纯中将到上海与唐绍仪及国民党政客组织反袁运动。11月初,日本支持的蒙匪在蒙古边界击败中国军队。11月10日,松沪镇守使郑汝成在去日本领事馆途中被刺。12月5日,革命党试图在上海劫持肇和舰等船只,使用的是日本制造,藏在日本商店的枪支。因上海动乱,日本采取措施保护日本居民及其利益,派出军舰到上海。岑春煊秘访日本,希望得到援助。梁启超、蔡锷都经日本协助,赴云南和广西。

现在写的这本书是《洪宪帝制外交》,洪宪帝制外交也是我们站在革命史观来看的话,总是认为袁世凯为了称帝对日本在外交上做出很多的让步,尤其是“二十一条“交涉里面,都认为他为了当皇帝承认了很多日本的要求,丧权辱国,换取称帝。但是这个跟我在外交档案里面看到的是相当不一样的,我才想用中国、英国、日本三国的外交档案来对照研究一下洪宪帝制的外交。

袁世凯以为帝制可成,他曾写下一纸手片:“西引入战团东不允。东劝缓西不助。联恐德先承认绝其所望,不敢迟认。西先任东自不能独异。”意思是:英、俄、法等将中国引入协约国参加一战日本不允许。日本劝中国暂缓帝制英、俄、法不帮助。协约国害怕德国先承认中国帝制,不敢比德国更迟承认,而英、俄、法先承认帝制之后,日本不能不承认。袁世凯的判断准确,谋略深远,由此可见一斑。

二、世界史脉络中的北洋时代外交

正在袁自以为得计,即将大功告成时,云南护国军25日起事。同一天,中日间的误会爆发,石井怒指陆宗舆背信,双方相互指责,外交关系事实上破裂。中国确认,陆宗舆听错了石井的谈话。月底,陆宗舆称病请辞。由此,日本更加不相信袁世凯,开始全面倒袁。

东方历史评论:在《北洋修约史》当中,我们已经读过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修约过程。相比《北洋修约史》,你的新书《洪宪帝制外交》关于袁世凯有什么新的观点或者结论吗?

12月底,除日本之外的协议国列强均盼尽快承认帝制,压制叛乱,避免德奥抢先,频繁与日本商议。日本坚持登基与承认分开处理。到1916年1月,日本一方面保留观望态度,一方面援助反华势力。1月15日晚,日本拒绝了中国特使周自齐访日,避免让外界有利益交换的联想。19日,大隈内阁决定不承认帝制。2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警告中国延缓帝制,否则准备自由行动。21日晨,北京决定2月初登基作废。协约国再无德奥率先承认的顾忌,因此追随日本。自此,袁世凯“以夷制夷”的手段,被日本逐步击败。

唐启华:因为我原来在做“二十一条”的时候就发现,袁世凯在“二十一条”的表现在英国看来,袁世凯是获胜,压倒了日本。日本本身也认为他们自己受到袁世凯的顽抗,得不偿失。尤其是2015年京都大学的奈良冈聪智教授写了一本《什么叫“二十一条”:中日近代冲突的原点》(對華二十一カ條要求とは何たっだのか—第一次世界大戰と日中對立の原點)。这本书在2015年出版,半年以后就得到日本学术大赏,所以在日本是广受好评的一本书。这本书里面,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在“二十一条”交涉里面是失败的。尤其他在书里面很明白地讲到,当时谈判交涉时候的日本的外相外务省大臣加藤高明自己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是“世纪之败”。为什么外国,尤其是我们的对手日本所认为的外交失败,可是在中国,人们却认为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丧权辱国,这个对于“二十一条”的中国外交的评价中日两国刚好相反。所以,我当时提出了这样的检讨。

1916年3月7日,日本内阁在陆军建议下,制定了《对于中国目下时局日本所执政策》,要点就是打倒袁世凯,旁观期待中国内乱扩大。在华南,日本援助岑春煊与梁启超组织军务院,对抗北京;在华中,策动孙文、黄兴。参谋本部还支持孙文指示居正在山东从事扰乱活动,外务省对满蒙领事发出通告,援助反袁运动。3月10日,日本人竹内维彦与孙文签约,提供资金反袁,并换取商业利益。3月20日,竹内维彦与岑春煊、张耀曾签约,提供资金100万元。此外,岑春煊在日本还与钢铁大王久原房之助等四人签约,借款150万元,为运动日本中下级海军将士在长江一带扰乱之用,事成则将浙江、湖南、湖北矿地让给四人组织的公司。袁世凯没有做过的事,反袁势力却趋之若鹜。

事实上如果袁世凯并不是为了称帝而对日本让步的话,他到底为什么要帝制?而帝制为什么失败?这是我研究时很重要的动机。其实还有多个机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前有关于洪宪帝制中国外交的档案不完整,而最近我们找到了很好的档案,可以帮助我做洪宪帝制外交,这就是我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那本书的前言里面有提到的,在外交档案中0313驻比(比利时)使馆史馆保存档,这份档案在2007年年底增加后半段,我后来看到这份档案的时候,推断这份档案应该跟驻比使馆没有关联,这份档案实际上应该是陆征祥的个人档案,我当时推断这份档案应该是巴黎和会以后,陆征祥回到中国辞去外交总长,后来1922年到瑞士当驻瑞士公使的时候,他把民国初年他主政十年外交时期的秘密档案都带到了欧洲,后来在比利时天主教的修道院里面当修士,再后来当神父院长以后,他把这份档案交给驻比使馆,然后驻比使馆再交到中央研究院。

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梁启超及岑春煊均有参与。这对袁世凯打击很大,这导致广东将军龙继光压力巨大,他派到滇桂边境的军队进退失据。3月22日,袁世凯发布命令,取消帝制。他试图对内停战媾和,维持总统权位。但日本大力支持反袁势力,一心要让袁完全退出政坛。4月初,袁世凯觉得,只有对日妥协,才能保持权位,于是对日表示愿意接受“亲善提携”,日本政府明确拒绝,并建议袁世凯引退。日本军方继续支持反袁势力。在经济上,日本取得英、俄、法同意,停付北京盐款余金,使袁世凯财源枯竭。对此,他只能挪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准备金,迫使两行大量增发钞票,引发通货膨胀,挤兑潮日趋严重。5月12日,袁世凯政府发布命令,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存款停止付现。这引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物价飞涨。6月6日,袁世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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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征祥

纵观袁世凯推动帝制的全部过程,袁运筹帷幄,与朱尔典及英国交好,自以为可以凭借“以夷制夷”的策略渔翁得利,掌控局势。但实际上,“以夷制夷”作用的层面有限,过于依赖外部环境和时势。一旦英日同盟主从地外变化,日本凭借实力,干涉袁世凯的决心过大,其他诸国往往不愿因此对袁两肋插刀。显然,袁世凯未能预料这一因素。而日本各界反袁力度之大,对中国各个反袁势力的支援和利益交换,更在其意料之外。

2007年底这份档案出现以后,我开使用这份档案做研究,完成了《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国外交的部分。做完了巴黎和会以后,我继续用陆征祥档案里面的国体问题的部分,也就是洪宪帝制的部分继续做洪宪帝制外交的研究,陆征祥档案的出现,是我能做这份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基础。我基本上用陆征祥的0313的档案,另外再用英国的FO的档案,另外再参照日本的外务省文书,三个档案我逐渐对照以后,逐渐地抽丝剥茧,大致认为在这本书可以把洪宪帝制外交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得出一些跟过去可能完全不一样,甚至于相反的结论。

在唐启华看来,外交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袁推动帝制实际是自败。更进一步说,袁世凯的实力和统治基础不足以支持他对权力的进一步攫取。其时,中国国力孱弱,在列强的夹缝中求生存已经殊为不易。从“二十一条”到《民四条约》,袁世凯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幻觉,以为通过“以夷制夷”可以克服日本的阻碍,这助长了其推动帝制的意愿。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施展的种种手段,使得日本各界对其普遍忌恨,欲除之而后快。而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之大,更远远超过其预料:它希望自己充当东亚的领袖,中国作为追随者,争取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种族平等。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显然不可能做日本的跟班,而是极力对抗。因此,两方的矛盾实际不可调和。

东方历史评论:可以简要地谈一下你的结论吗?

另一方面,英国及其他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力度,不可能超过其对日本的需求。这意味着,日本由于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在协约国列强中的分量重于袁世凯政府。因此,出于利益考量,英、美、法列强不会因为同情和支持袁世凯而开罪日本。加上一战吃紧而无力他顾,这使得日本攫取了对华外交的主导权。可以想见,如果当时中国国力强于日本,可以对协约国提供更大的支持,日本就不可能主宰袁世凯的帝制成败。

唐启华:我在这本书里面第一要讨论袁世凯称帝跟“二十一条”有什么关联,我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是袁世凯获得实质上的胜利,他可能是在“二十一条”交涉以后对日本产生轻视,而且他在“二十一条”交涉里面得到全国民心的支持,尤其得到北洋军人的全力支持,所以在“二十一条”交涉以后很多北洋军人想要他黄袍加身。这可能跟我们过去讲的刚好相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洪宪帝制很重要的背景是欧战。由于欧洲战局在1915年下半年进入白热化状态,当时的西战线焦灼,东战线虽然俄国势力很强,但是基本上进入了壕沟战。在洪宪帝制前后最重要的战争的焦点是在南线,南线的战场基本上是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法国进攻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
Strait),即所谓的加里波利战役(Battle of
Gallipoli),这是当时洪宪帝制的背景。

在我看来,袁世凯是一个老练的政客,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却昧于现代化的潮流,缺乏世界眼光和大局意识。以其身为总统还想恢复帝制的作为来看,他要搞的显然不是大权旁落的英国式君主立宪制,而很可能是与中国古代类似,君主大权独揽的帝制。因此,就算袁世凯1916年搞成了帝制,中国也不大可能会得到国际社会提携和帮助,一跃而走上康庄大道,成为强国。更有可能在内忧外患之下,进一步混乱和分裂。因此,袁世凯的悲剧,很大程度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英国在1915年的时候不断地向中国寻求支援,以提供俄国东战线的军火,所以《洪宪帝制外交》第一章就是谈英国购买中国军火的交涉,这案子很有趣,我们过去知道得很少,这里面有很多国际骗子的出现,例如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等等,但是当时英国并不知道受骗,所以英国当时要争取袁世凯提供中国的军火,提供中国的兵工厂,甚至希望袁世凯能够参战,中国能够参战。这是当时洪宪帝制很重要的背景,基本上英国是支持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希望能够取得中国参战,但是日本刚好相反,日本为压制中国,努力地不让中国参战,所以洪宪帝制其实有非常强的国际外交的背景。我有时候开玩笑地说,袁世凯洪宪帝制可能是败给凯末尔,因为英军在加里波利战役里面败给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年轻的师长凯末尔,造成英国在外交上不能压制日本,必须跟着日本走。

所以要把洪宪帝制外交跟整个欧战的战局,跟整个远东外交的变化连在一起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袁世凯的帝制是功败垂成。事实上,我在研究的时候还发现,袁世凯也利用中国参战问题来争取英、法、俄三国支持他称帝,压制日本。日本在参战问题上面也被三国施加了很强大的压力。而且袁世凯甚至还利用当时的同盟国德国跟奥匈帝国以及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这两个阵营都要争取袁世凯,基本上除了日本外,所有的交战国都支持袁世凯称帝,以美国为首的中立国也支持袁世凯称帝。所以袁世凯利用了英国、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袁世凯当时对于外交是非常有把握的,认为日本无能为力,但是没有想到在帝制推动的时候,战局对英国、法国不利,在加里波利大败,甚至造成1915年10月的时候保加利亚参战。保加利亚跟奥匈帝国联手,然后让塞尔维亚全境被攻陷。在1915年11至12月,洪宪帝制推动到高潮的时候,英国不得不向日本妥协,因此洪宪帝制几乎可以说是功败垂成。我们从外交档案里面看到的洪宪帝制、从各国的角度看到的,跟我们过去国共两党从中国民族主义与革命史观视角所看到的相当不一样。

我在这本书里面讨论这些所有的历程,以及袁世凯跟日本对抗是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在外交上日本反对他。事实上护国军在国内的反对影响并不是太大,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国内的反袁势力背后都有日本支持,包括护国军起义、广西的独立、广东的独立等等,从外交上来看,没有日本反袁的话,袁世凯帝制很可能会成功。关键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反袁?我从档案里面看到,日本反袁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二十一条”交涉里面看到袁世凯在外交上面“以夷制夷”的手段,日本当时认定袁世凯是日本称霸东亚,推动大陆政策最主要的障碍,于是希望利用袁世凯称帝的弱点,全力把袁世凯扳倒,给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奠定良好的基础。当然日本本身也有派系之争,有人主张利用袁世凯,有人主张打倒袁世凯,不过后来日本的军部,尤其是参谋本部,还有黑龙会逐渐占上风,最后日本决定让袁世凯彻底地从政坛消失。总而言之,从外交史上看到的洪宪帝制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相当不一样。我想我这样做的研究成果应该可以提供国内学界重新思考洪宪帝制,甚至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可能有一些新的理解。

东方历史评论:你提到日本反袁势力非常强,那么袁世凯是否意识到日本对于他帝制推动的重要性?他为何以对抗的方式与日本打交道,而不是寻求某种意义上的妥协或者合作呢?

唐启华:这个问题很关键,袁世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自以为有十足的把握压制日本,因为英国全力支持袁世凯,而英国的力量当时在世界上是超级强国,在英日同盟里面居于老大哥的地位,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是袁世凯的铁杆哥们,所以他全力支持袁世凯。再加上袁世凯对于德国、奥地利的支持也很有把握,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也是大力支持袁世凯,所以袁世凯认为,以英、法、俄,美,甚至加上德、奥的支持,日本并不足为患。但是刚刚有提到,由于欧洲战局的变化,让英国在1915年11月以后没有办法再压制日本,反而还必须向日本妥协,甚至要求日本派驱逐舰和巡洋舰到地中海地区巡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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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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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

洪宪帝制这样的外交的变化,可能是远超出袁世凯本身可以掌控的范围,最后只能说天亡袁世凯,国际大势的不利。袁世凯本身到1915年12月他也认为情况不对,他也开始要跟日本妥协,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些误会,主要是1915年12月16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跟日本的外务省大臣石井菊次郎,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次误会,陆宗舆听石井菊次郎讲话,有一句话听错了,这句话造成双方的误会。这个在书里面有提到,到12月底的时候,日本已经决定全力倒袁,中间有一些变化的历程。后来1916年2月底,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全力镇压护国军的时候,护国军已经几乎被击败,而日本那个时候下定决心在3月7日内阁通过支持护国军全力倒袁。整个历程里面可以看到袁世凯面对的是大环境的不利,再加上日本当时也用全力来对付袁世凯。总而言之,中间的外交历程相当复杂,到最后日本用尽全力在经济上把袁世凯扼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过去认为袁世凯是对日本妥协换取称帝,可能跟我研究的结果刚好完全相反,日本是害怕袁世凯称帝成功中国强大,成为世界强国,而把袁世凯全力地推倒,袁世凯的失败,我自己认为是日本全力要把他拉倒,有密切的关联。

东方历史评论:自从袁世凯在朝鲜监国以来,他一直跟日本打交道,直至晚年也未曾停止双方的互动关系。你如何看待袁世凯对日本的态度,他对日本的态度从甲午战争到称帝这段期间有什么变化?

唐启华:从外交史上来看,袁世凯是非常了解日本的,他跟日本打交道的时间也很长,他从1882年到日本,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1894年离开汉城,他有12年的时间跟日本打交道。回到中国以后,又继续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与日本交手,加上担任直隶总督以及外务部尚书,也处理过日俄战争时期的交涉,他跟日本打交道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也完全了解日本对中国的野心。袁世凯在民国初年跟日本交涉中,主要是用“以夷制夷”的方式,联英制日,在辛亥革命中让日本吃足苦头,用英国来压制日本。在善后大借款和二次革命里面,联英制日都获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到欧战爆发以后,整个局势发生变化,英国在远东必须对日本妥协,所以袁世凯逐渐失去了支撑。

但是“二十一条”交涉的时候,袁世凯仍然可以利用英国的善意跟本身自己外交上面的策略让日本表面上得到胜利,但实质上面日本是受到了相当强硬的抵制。但是洪宪帝制的时候,袁世凯自己本身的政治上的野心和弱点完全暴露出来,所以被日本抓到要害。我一直认为过去教科书里面对袁世凯,认为他对日本丧权辱国,换取称帝,众叛亲离的说法可能跟外交史档案看到的差距比较大。我相信袁世凯从头到尾都是抵制日本的,甚至我看到所有的北洋各个派系,所谓的北洋军阀们也没有哪一个人是真正亲日或者跟日本妥协的,最多都是虚与委蛇。我认为北洋派对日本的野心非常了解,整个北洋外交里面,大家都是考虑怎么样抵制日本,怎么样维护国权,这是我研究北洋外交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得。

东方历史评论:你刚刚提到袁世凯的野心和弱点在与日本后来的交涉过程中被日本利用,前面你在提袁世凯帝制失败的时候,主要是提出外交环境的极端不利。袁世凯有什么样的野心和弱点致使最终的败局?

唐启华:袁世凯从各方面的材料看,他确实自己想当皇帝,但是他也很小心,他认为要有绝对的把握他才会做,所以他在“二十一条”以后,他想称帝,这里面可能有他自己判断失误的地方,也有国际上面局势变化,超出他的想象的地方,其中也有日本故意去迎合他的地方。袁世凯最后决定要启动洪宪帝制的法律程序进行投票,主要是在1915年9月份,日本的首相大隈重信好几次发言,甚至在报纸上发言都表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对袁世凯表达善意。我并不认为大隈重信的话是骗袁世凯的,他当时可能真的有这么想,但是日本本身在1915年10月发生比较大的政局变化,黑龙会以及其他反袁的力量逐渐加强,支持袁世凯的元老的力量逐渐减弱,日本本身内部政局的变化跟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成败关系也非常密切。我这本书里面也用了一部分日本的研究成果作为理解日本外交的基础,例如臼井胜美和北冈伸一来作为理解日本外交的基础。但是我相信日本本身的复杂的状况一定是超出我在书里面所写的部分,也许将来有机会的话,了解日本外交史的学界朋友这方面可以更进一步来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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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众人合影

东方历史评论:你在运用这种多国外交的档案的时候,因为各国观点是不一样的,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一种比较平衡或者持平的论述?

唐启华:这是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读得懂外国的文字,读得懂档案表面的意思,这还不算太难。比较难的是你要把外国的档案放到当时的历史脉络里面来理解,这就很难。我长期接触英国外交档案跟英国史,对于英国外交的掌握,我自认为有一点把握,但有时候还是很心虚。对于日本的政治史我们也下过一点功夫,但是从档案里面看到的复杂程度也往往超出我们的理解。我在做跟条约部分相关的时候,也发现还必须对于国际法有相当的理解,才能够知道条约里面那些专有名词所代表的意义。做历史研究需要很多辅助的学科知识,历史研究相当不容易。绝对不能从表面字面上的意义来解读,要把它放到当时的语境,放到当时的历史脉络和相关的法律上的关系来理解。历史研究虽然困难,但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花下去的功夫不会白费,越沉越香,通常你到40岁或50岁以后才真的进入成熟期,所以年轻的学子不要急,一步一步来。因为你们需要的语言训练,需要的语境的掌握,需要历史脉络的理解,这个不是急得来的。主要是你花下去的功夫,都不会白费,慢慢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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